【前情回顾】 新股发行停了14个月之后，整个市场都在等着炒新。证监会如临大敌，新股定价过高或者二级市场热炒都意味着“新股发行改革”没有达到既定目标，为此制定了超募需要减持老股的政策。

        1月9日中金公司承销的奥赛康公布了询价结果，由于定价过高加上需要执行老股减持，最后老股发售规模是新股的四倍。证监会随即叫停了奥赛康的发行，一面出台新规，一面派出200人的核查队伍，调查奥赛康等新股发行过程中有无舞弊行为。

        此后大部分新股选择压价发行，只有三只新股执拗的坚持“高价”，不得不延期。

       更多的新股将在3月之后到来，证监会还会捋起袖子，把自己卷入到市场利益的分割中去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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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月11日，东易日盛、登云股份和岭南园林三只新股将进入发行阶段。这三只股票原本应当在1月发行，之所以跨越春节假期，是因为坚持以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的价格定价，按照证监会紧急出台的新规（权且不叫“补丁”吧），不得不连续披露风险提示，延后三周发行。

至于那个引爆舆论漩涡的奥赛康，证监会对其的调查还没出结果，重新定价发行更加遥遥无期。这期间我看到一些同行的报道，大家都很勤奋和敬业，但是对于一些事实部分语焉不详的报道，和迷信监管者权威的评论，我有不同意见。

刚才已经说到，证监会的调查还没有正式公布结果。此次IPO风波，我们现在知道的事实仅限于某几家企业定价过高，似乎又要重演2009年创业板极端高定价和高超募的情形。至于为何定价过高，基本的原因是一是市场缺乏合理定价基础，二是IPO断档导致炒新饥渴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首批新股上市被爆炒的几率几乎是100%。既然资本市场就是一个名利场，“获得配售比以什么价格获得配售更重重要”，其实是一个很理性的行为。

我并不是要下结论，这几只股票的询价和配售过程中没有徇私舞弊。但我同样无法现在就做出与此相反的判断，因为我既没有证监会的核查手段，也没有从目前的报道中看到确凿的证据，或者起码是有价值的线索和质疑。

那么为什么我们习惯性的会去相信市场里有人舞弊，而不是去思考是什么样的制度导致有人舞弊呢？这恐怕与中国资本市场特殊的起源有很大关系。

一个原生态的资本市场，先有交易者，继而成行成市，交易者缔约产生自律组织，直到很晚期才由政府介入建立监管机构。好似美国独立战争前夜那本小册子《常识》描述的那样，只要缔约者诚实守信，市场其实可以完美的、不受干扰的运行；但是没有人是道德完美的圣人，为了保障契约得到执行，所以才需要有监管。

即便当今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（SEC）能够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政府其他部门运作，但其仍然处于广义的、执行法律的“政府”范畴之内。那么按照《常识》推论之，SEC也是一个必要的恶魔（necessary evil）。我们之所以需要它，不过是因为在牺牲自由的基础上，能够获得秩序与安全，翻译到资本市场，即为防范金融危机和对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保护。

我们的股票市场一开始就是政府主导，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，专业的监管机构也很快诞生。这样一个市场没有经过沉淀和发酵，没有内生的契约，监管者自上而下制定规则要求市场主体遵守，但这些制度规则却未必总是反映市场规律，有时甚至反其道行之。

就拿股票发行来说，定价过程与其是说分析企业的投资价值，不如说是如何满足监管者设定的各种条框，从而最后拿到上市的门票。这些条框包括但不限于：定价“参考”行业平均市盈率，有H股的不能超过H股价格，必须剔除10%最高报价，“不宜”明显超募，老股规模不能超过新股等。

规定这么严苛，为什么还有人挤破头也要上市？科举难，但自古多少读书人为四书五经所累。过会（通过股票发行审核）亦难，但是与真正做一家百年老店相比，通过财务和法律上的手段满足发行上市要求，可能要容易得多。

没有契约，只有规则，必要的邪恶反客为主，僭越为主导一切的万能之手，其实市场就死了，废土之上只适合蝇营狗苟。

今年1月在奥赛康之后发行的新股，大量剔除高报价申购的比比皆是。公务员考试里如果把高分的考生剔除，马上就会有人怀疑舞弊。高报价的订单拿掉了，变成报低价者得，是不是就产生了更大的串通合谋的动机？监管者卷起袖子参与切割市场利益的蛋糕，结果却可能南辕北辙。

除了八十年代末那几年，中国资本市场从未能脱离政府干预、充分自由的生长。现在倒退回三十年前当然亦无可能，也是愚蠢的。监管架构既然已经建立，我们期望的只是监管与市场之间应有明晰的边界。在边界之内，监管者审慎、有效的发挥作用；边界之外，应容忍市场有博弈、试错的空间。

至于媒体和舆论，寄望于一个无所不能的监管者，其实已经是鼠目寸光。为什么还一定要给僭越的威权张目，却给柔弱的市场抹黑呢？